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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理由
作者:省法院民三庭 宋小敏 曹振凯  发布时间:2018-12-29 17:20:08 打印 字号: | |

摘要:目前我国关于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运行状况还不够完善,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其法定事由是启动程序的基础,本文旨在从法定事由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促进该程序的制度建设和程序实际操作的健全规范。 

关键字:审判监督程序;法定事由;指导思想 

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纠正生效判决错误,对当事人权利进行事后救济的机制,在学理上又被称为“再审”,二者称谓的不同,也表现出对此程序的不同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称谓,因为这一称谓更能突出该程序的重点在于“监督”二字,最终目标是纠正已生效裁判存在的错误。

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事由一直是司法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1991年制定现行《民事诉讼法》时,当事人申诉被修改为“申请再审”,并分5个条项细化当事人提起再审的事由。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法定事由细化为十多种事由。2008年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再审的法定事由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规范。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对其法定理由又进行了微调。

一、现行规定中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行法律中再审事由的规定虽经过几次的修改,在维护二审终审制度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改善了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但仍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和案情的完美结合。

(一)立法指导思想不符合当今再审制度的发展要求

我国传统的再审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但是由于再审程序的特殊性,其实质上是忽视了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益的相对平衡。再审事由必须要具有重大性,如果说已经维护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审判环节中出现一些瑕疵,这些错误对当事人、对社会没有较大的害处,那么这些案件还需再审吗?重复立案不仅仅是浪费司法资源,也会对当事人造成负担,并且会引发新的矛盾,这对于社会、法院和当事人都是无益的。另外,再审事由中多是对实体事项的审查,程序性事项只有三项,实践中倾向于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这种轻程序的立法理念,使得我国的诉讼的效益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民事再审事由中的“重实体、轻程序”思想需要得到转化。

(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事由不明确

依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院公布的相关解释,当事人提起再审的事由共有十三项,检察院也可以依据这十三项事由提起再审的抗诉,但是对于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事由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数量极少。一方面是因为每个案件都有固定的合议庭审理,通常情况下也只有这一合议庭掌握案件的实际情况,其他人员无从得知案件的具体情况,更不用说发现该案件的实体错误。相比之下法院内部更容易发现程序方面的错误。

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普遍案件数量多,法官结案压力大,司法资源紧张,法院难以有精力发现本院或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从而依职权提起再审。立法上的不明确加上法院的司法资源有限,案件数量少,造成该程序无法落到实处,形同虚设。

(三)再审事由规定宽泛,有些条文的解释不明确,没有统一的标准

现今我国再审事由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包括实体、程序和主体方面的错误,大体上都做了细化规定,但其中仍有不够具体明确的事项。第一,“确有错误”的规定不够具体,第二,“主要证据”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供参考的标准。第三,“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的条款下,“足以”的判断标准不一,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下,恐怕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判断。第四,对于什么情况下才符合缺乏证据证明的标准同样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第五,第五款规定的“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那么什么样的的证据才是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呢,这可能没有统一的解释,需要法官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判断。再审案件的增多,加上再审事由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法院需要花费大量的司法资源进行实践,有时还需增设一到两个庭和审判人员,动用了更多的办案力量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更甚者对于一些理解有歧义的再审事由往往还需要请示最高法院给予指导,这样无疑拖延了再审的进程。

二、民事再审事由的完善建议

关于再审事由的立法规定,域外立法较我国有不同的规定,德、日国家的民事再审事由规定的更全面、明确。但是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直接将外国制度引入我国,还需要结合不同的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再审程序的法定事由。

(一)转化立法指导思想

再审作为一种“非常规”救济途径,不能抱着“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启动再审程序,这样会导致诉讼不止,二审终审制度虚化。现今,轻易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已基本得到扭转,案件经过再审程序得到纠错的可能性增大。[1]原审通过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提出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审理,已作出的裁判发生了法律效力,原则上是不允许轻易推翻,这也是维持司法权威,防止当事人滥用权利。但是再审作为当事人最后的一条救济途径,必须有力并切实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救济。如何设置才能既发挥作用,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又能不至于滥用,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既判力,减少司法负担。首先

要找准再审的定位,确定适合再审制度发展的立法指导思想。再审事由的立法指导思想应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限制性的实行有错必纠”,在裁判公正和既判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通过限制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通过限制重大瑕疵的案件才能启动再审程序,以此来维护裁判的公信力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不明确,那么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其再审事由

在实践中,因为法院人力、物力有限,办案压力大,导致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案件数量很少,因此有学者建议取消这项救济程序。然而该程序既然存在那么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实践中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案件的数量确实较少,但若是取消该程序,法院发现本院内存在需要再审的案件,那么应如何处理。等待当事人或者检察院发现再审案件,或者法院告诉当事人或检察院,本院内发生错案需要提起再审,这两种情形显然是不适合的,因此,笔者认为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案件的程序不能予以取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其再审事由,以期落实该程序,保障当事人的救济途径。鉴于法院主体的特殊性以及法院内部更容易发现程序方面的错误,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应以程序事项为主。

(三)再审事由应更加明确、具体,提高程序和救济的精准度

再审事由是当事人提起再审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具体和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首先,统一再审事由的认定标准。上述已论述再审事由的有些事项的判断标准不明确,包括“确有错误”、“主要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条款下的‘足以’”,以及“缺乏证据证明的标准”和“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等条款,以上条款都需要最高院制定明确的标准,以便法院准确把握因人而异的差别,加强实践操作的可行性,落实保障当事人救济途径。其次,细化再审事由规定。现行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较细致,但再审事由作为提起再审的必要前提,仍需制定更具体的申请事由以规范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当事人在三个提起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应有更具体的规定作为当事人的再审权利受到侵害时,保障其权益的救济途径。比如,败诉的当事人因为对方当事人的原因没有在原审中提出重要的证据,并且在当时该当事人并不知情,那么可以允许当事人提起再审申请。在法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最后,加强案外第三人提起再审的事由。案外第三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第三人之诉,也可以提起再审。目前我国在第三人提起再审事由方面的规定仍需加强完善。

设置审判监督程序的目的在于,法院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判极少发生错误,因此具有真正的终局性,但是再审这种事后的救济程序,一旦启动,总能够精准的做到依法纠正错误,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得到的救济。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可能还需要经历一段不短的完善之路。

 

参考文献

[1]汤维建、韩香:《民事再审事由分层(类型化)理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2期。

[2]江必新:《民事再审事由:问题与探索—对<民事诉讼法>有关再审事由规定的再思考》,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期。

[3]陈春梅、胡夏冰:《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立法完善》,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3期。

[4]肖建国:《民事再审事由的类型化及其审查:基于解释论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

胡夏冰《:民事再审事由的比较分析》,载《人民司法》2010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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