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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类型化体现:侵权责任的追究
——以最高院指导案例82号为视角
作者:省法院民三庭 同惠会 曹坤鹏  发布时间:2019-03-26 08:53:24 打印 字号: | |

摘要: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以商标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领域中司法适用的体现。

关键词  民事/侵害商标权/诚实信用

一、案例还原

1.1基本案情

    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68日。20081218日,该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第1348583歌力思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于第25类的服装等商品之上,核准注册于199912月。20091119日,该商标经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91228日至20191227日。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还是第4225104“ELLASSAY”的商标注册人。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的(动物)皮;钱包;旅行包;文件夹(皮革制);皮制带子;裘皮;伞;手杖;手提包;购物袋。注册有效期限自2008414日至2018413日。2011114日,深圳歌力思服装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力思公司,即本案一审被告)。201231日,上述歌力思商标的注册人相应变更为歌力思公司。

    一审原告王碎永于20116月申请注册了第7925873歌力思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的钱包、手提包等。王碎永还曾于200477日申请注册第4157840歌力思及图商标。后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42日作出的二审判决认定,该商标损害了歌力思公司的关联企业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在先字号权,因此不予以核准注册。

    20119月起,王碎永先后在杭州、南京、上海、福州等地的“ELLASSAY”专柜,通过公证程序购买了带有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品牌英文名:ELLASSAY”字样吊牌的皮包。201237日,王碎永以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上述皮包的行为构成对王碎永拥有的歌力思商标、歌力思及图商标权的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1.2裁判结果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21日作出(2012)浙杭知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及杭州银泰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侵害了王碎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及消除影响。歌力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67日作出(2013)浙知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歌力思公司及王碎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4814日作出(2014)民提字第24号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的全部诉讼请求。

1.3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4157840歌力思及图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王碎永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王碎永的第7925873歌力思商标权的问题,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经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歌力思公司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碎永未能举证证明其歌力思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碎永。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ELLASSAY”商标,而仅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做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王碎永歌力思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歌力思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歌力思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及在先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碎永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碎永仍在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歌力思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王碎永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艳芳、朱理、佟姝)

二、案件注解:关于此类商标抢注案例的侵权责任评析 

类型化案例研究方法对于司法判例解释论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从解释学而言,可能之语义范围乃是解释的界限。但在民法学上存在一些并不确定的表示价值判断的概念,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类型化的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归纳不同的案例类型并明确其概念涵义。不仅如此,利用类型化的案例研究方法,依同等情形同等对待的原则,也可以发现法律及其运作存在的漏洞,甚至可以通过类型化案例类型,通过越来越严密地区分知识产权案件的侵权类型,在侵权责任法上确立起一个侵权责任赔偿的量化表。类型化的案例综合研究,通过对案例的体系化整理,也可以在整理归纳某类案件中预测裁判的过程,为法规范的扩张或限缩解释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论方案。[①]

本案可谓说是开创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追究的司法类型化趋势。以商标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中具有极强的市场经济因素,因此,对于体现在该法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应当有别于一般民法适用,在原来民法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其概念、涵义。更确切得说就是通过对于侵害商标法行为追究较为特殊的侵权人法律责任,完善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追责司法技术,从而在法经济学的角度上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知识市场化作用。

2.1责任是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 

责任作为法律制度设计的核心,是法律得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基础和保障,也是行为人进行侵权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②]法经济学认为行为人能够通过比较各种可能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因此,在制度设计和法律适用时运用经济学原理,通过责任条款增加违法成本,可以达到震慑侵权行为人的目的[③]。倘若责任条款缺失则会让侵权行为人“有恃无恐”。

侵权法的经济本质是通过责任的运用,将那些高交易成本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同时侵权法应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创设一套能够为潜在的侵害人和受害人提供充分激励,促使潜在侵害人和受害人采取最优预防水平和行为水平,从而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激励机制,这正是侵权法在法经济学意义上的预防功能所在。[④] 

2.2商标法法律责任缺位导致违法成本低 

我国商标法对于恶意抢注行为只有宣示性和禁止性规定,而缺乏责任条款,导致行为人违法成本低,助长了商标恶意抢注猖獗之势。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条也仅仅是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未设置相关惩罚性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第82号指导案例“歌力思案”以王碎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由判其败诉,虽然遏制了商标恶意抢注人的非法获利企图,但也仅仅是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未对其科以任何形式的责任,诸如判赔律师费用、举证费用等处罚,其结果只是让商标恶意抢注人失去了他原本就不享有的权利。 

关于恶意抢注的禁止性规定见诸《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其仅仅是商标被宣告无效而已。笔者认为,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可以酌情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法,这样做既符合一般民法思维逻辑,亦是符合以商标法作为知识产权法之一的竞争市场发展趋势的。在现行商标注册确权制度背景下,明晰和增加法律责任是有效增加商标恶意抢注违法成本的路径。[⑤]

2.3应当适用民法一般侵权框架下的特殊侵权

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因此,行为人具有过错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对此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虽删掉民法通则中关于过错责任的直接规定,但是指向、适用了“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法律应包括《侵权责任法》在内,该法第六条第一款仍是过错责任的规定。一般侵权案件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是赔偿损失,因此,赔偿标准也就是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对此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八款和《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保持了一致的规定。赔偿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就是学理上所称的“填平原则”。

在依照填平原则的前提下,《商标法》对填平的方式亦有其特殊规定。第五十七条通过对商标侵权行为的种类进行了列举,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商标侵权责任的构成。对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商标法》是民法框架下的特别法,因此,如果《商标法》对侵权行为构成、赔偿标准有特别的规定,依然应当以特别法为准。

商标恶意抢注屡禁不止不仅对商标注册秩序造成了侵扰,在微观上也损害了诚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宏观上则对知识产权竞争市场的良序发展进行了恶意的干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应以法律责任为中心,借鉴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结合《侵权责任法》对商标恶意抢注行为进行规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司法规制路径。[⑥]

 

 



[①] 周江洪:作为民法学方法的案例研究进路 《法学研究》2013年第6

[②]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94

[③] 同上,第200

[④] 李 婧 预防性侵权责任和补偿性侵权责任的法经济学思考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0 50

[⑤] 王莲峰 康瑞 《法律责任视角下商标恶意抢注的司法规制》 《中华商标》2018年第768-72,

[⑥] 宁立志:《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协调问题》,载《竞争政策研究》,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碧侠